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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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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名称: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
  • 作者:杜车别
  •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17-09-01 00:00:00
  • ISBN:9787501254491
  • 版次:1
  • 开本:4
  • 页数:
编辑推荐

杜车别很有功力,是真正的读书人与思考者。作为数学系出身的学人,逻辑清晰缜密一以贯之是他的本色。作为大历史的书写者,原创性的新思路、新观点备受称誉。杜车别的文字也很有风格,笔端常带情感,如水之当行,不能自休,其酣畅淋漓,直有梁任公之风。
杜车别由历史进入思想文化领域,思维也愈发开阔。与扎实的治学态度和道地的严肃思考相应,是其真诚的同理心和深挚的现实关切。历史从未中断,古人与今人,都是处在具体时空和利益抉择中的活生生的人,是非对错,绝非概念符号或理念标签所能涵盖。读懂古人,就是读懂自己;读懂历史,才能读懂今天。 

内容简介

明亡于专制腐败是想象而非事实。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超前发展,资产阶级过早实际控制政权,国家无法把发达的社会经济转为强大的国力,终致绚烂多彩、巨星闪耀的明代以失败落幕……

明代中国经济发达,工商业繁荣,晚明万历时期更是明朝商业*为繁荣、经济*为活跃的时期,新思想新观念新科技层出涌现,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为什么文明程度更高、经济力量更发达的明朝竟如此脆弱?对这一问题,人们头脑中大多充斥着各种来源的现成结论和僵化标签。
《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以中国自战国至明两千年的政治演变为背景,在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对比中,立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身的自新与嬗变,探讨明朝灭亡的原因。明代亡于专制腐败是想象而非事实。明代晚期军事危机源于财政危机,财政危机源于税收结构的畸形,而税收结构的畸形源于科举制度造成实际掌控政权的文官集团及士大夫阶层绝大多数是私人工商业者(也即西方所谓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在他们的掌控下,国家无法合理调度社会上的人力物力财力,把繁荣发达的社会经济转化为强大的国力。

 
作者简介

杜车别
1978年生。上海嘉定人。真名孙海宁。毕业于上海大学数学系,获硕士学位。成名于网络,作品已达200万字,均为独有心得的严肃写作。提出了很多原创性的新思路、新观点,被誉为“思想敏锐,目光犀利,发覆掘微,常言人所未言”。
著有《中国历史不停滞——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探讨》、《儒家正义论——祛除中国人的思想自卑》、《民族理论问题综述》、《明末清初的中国人口问题》等。2013年三联书店出版《明•冤——毛文龙、袁崇焕与明末中国的历史走向》一书。

章节介绍

目录

引言 明末清初 :文明的岔路口 
一、明朝灭亡的悲剧
二、中西文明碰撞的历史机遇
1. 数学和中西交流 
2. 迅速学习之下缩小差距的领域 
3. 有所领先的领域 
三、文明强弱与政权强弱

第一章 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
一、饥寒交迫的士兵 
二、走投无路的灾民 
三、剿不尽的流寇 
四、财政危机的原因

第二章 一些需要澄清的史实
一、崇祯内帑的神话 
1. 变卖宫内器具贴补军饷 
2. 给内帑收支算算账 
3. 名副其实的公仆 
4. 什么人需要守财奴神话 
二、被夸大的腐败 
1. 万历到崇祯初期的一些民生记载 
2. 明亡于腐败是想象而非事实 
3. 在明代,要腐败不那么容易 
三、横征暴敛的神话 
1. 横征暴敛的不是明朝,而是清朝 
2. 明清赋税对比的补充材料 

第三章 赋税过低之谜
一、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1. 农业税低 
2. 商业税更低 
3. 税收二百五十多年不增反减 
4. 越到晚期加税阻力越大 
5.政府无心也无力控制社会的时代 
二、黄仁宇的悖论 
1. 明代财政制度的退化 
2. 三大误区 
三、空前发展的工商业 
1. 工业进步 
2. 私营工业占压倒性优势 
3. 商业的黄金时代
4. 海外贸易:世界一半白银产量流入中国

第四章 解开谜团的钥匙 :科举制 
一、明代科举:另一种民主 
1. 科举制在明代的普遍推行 
2. “民主”概念源流简述 
3. 科举和民主 
二、利益格局决定税收结构 
1. 资产阶级把持政权 
2. 加商业税无异虎口拔牙 
三、税收比例失调导致系统崩溃 
1. 黄仁宇的解释 
2. 税收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3. 关于明代城市人口的一点补充说明 
四、对其他现象的解释 
1. 下西洋终止的真正原因 
2. 白银:货币控制权的争夺 
3. 矿税:工商业利益的争夺 

第五章 政府经济控制力削减的历史背景 
一、汉唐:贵族到平民的演变 
1. 皇室与政府的分离 
2. 隋唐解决问题的制度萌芽 
二、宋代:独立的文官阶层 
1. 文官集团成为政治主角 
2. 宋朝政治结构嬗变的原因和结果 
3. 对文官的优待 
4. 双刃剑
三、王安石和司马光:谁进步?

第六章 明代 :孤独的皇帝
一、废除宰相:同盟的丧失
二、锦衣卫、东厂:最后的盾牌 
三、宦官:短命的横行 
四、明代和宋代的异同 

结语 发展太顺利的陷阱

附录1 被冤枉的明代皇帝
一、万历昏庸吗? 
二、天启糊涂吗?
1. 天启皇帝的好学勤奋和对军事边防的强烈兴趣 
2. 在军事问题上,天启的见识比袁崇焕和孙承宗要高明 
3. 熹宗重用魏忠贤打击东林党的原因 
4. 天启皇帝仁厚重感情的性格 
三、崇祯刚愎吗? 
1. 袁崇焕误国该杀 
2. 忠奸全凭东林定 
3. 大臣杀换 

附录2 关于明亡原因常见疑问的问答

后 记 
主要参考文献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在西方,“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绝对君主制政体,实际上成为封建结构向资本主义结构转化的过渡状态。英国和法国比较典型,法国在路易十四时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百年后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1而在中国,封建制度在公元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瓦解,如果说战国、秦以及西汉时期还相当于西方在近代崛起以前的绝对君主制政体,那么到了宋明时期,就已经远远不是什么绝对君主制政体了,而如钱穆所说,是由平民知识分子控制实际政权的君主政体。
一些人常常把中国最终没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归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大、受到的打击压制太大了。事实恰好相反,真相是中国宋代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明代再一次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都太小了,发展太过于顺利。资产阶级作为掌握实际政权的阶层,所制定政策基于本阶层利益的考虑,完全不顾国家整体利益,也因为当时国家尚无法通过科技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管控和再次分配,以形成强大的国力。这才是中国最终在抵抗外来侵略和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矛盾爆发的过程中表现得过于脆弱的重要原因。
这话究竟怎么说呢?我们对所述事实和逻辑再次梳理: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大量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可以直接通过科举进入政府做官,掌控基层乃至中央的行政权力。在没有部族统治、民族压迫统治的情况下,科举制度普遍广泛实施的结果是政府官员中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占据最大的比例。后果就是中国的宋朝和明朝,资产阶级是在温室里培养的。他们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直接操控了政权,让政权来为他们服务。这和西方的资产阶级经过流血斗争、经过革命才能取得政权是完全两样的。
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温室里培养的资产阶级这么自私,看不到全局的
1.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60.
利益,而近现代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却能看到全局的整体的利益?为什么明代工商业阶层及其利益代言人会为了私利而不顾国家灭亡呢?难道只有中国的这个阶层是这么愚蠢短视,而西方同阶层的人就能识大体、顾大局?
并非是明代的中国资产阶级就比现代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更自私,或者更没有远见,即便同一个人放到不同的环境中都会有不同的结果,并非人性有什么本质性的不同,而是不同的环境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对比明代资产阶级和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所处环境,有这样几点显著的不同:
第一,取得政权的方式不同。西方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是经过流血斗争的,而明代的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却完全是通过科举制度自然而然实现的。西方资产阶级是通过付出相当巨大的代价获得政权,他们懂得为了维持政权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而明代资产阶级基本上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取得政权,他们的这种意识就相当淡泊。
就比如有两个人,一个人的粮食是自己种出来的,另一个不是,那么前一个人可能对粮食非常珍惜,为了持续吃到粮食是肯于付出许多方便和舒适的,并且也不太愿意浪费半点粮食。而后一个人可能就随意多了,没有什么节约粮食的意识,也不愿意为了节约粮食而暂时牺牲自己的方便和舒适。难道是后一个人愚蠢,不知道粮食的重要性?并非如此,经历不同自然造成的习惯和行为乃至心理也不同。这个道理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群体和阶层。
第二,制度惯性不同。事实上,西方的工商业阶层一直被国王控制下的政权征收相当多的税,他们已经默认和接收了这个事实,他们所反对的仅仅是防止国王征收更重的税。因为有这样一个制度惯性,即便他们自己取得了政权,只要税不比原来重,能轻一点就可以接受了。而中国明代的工商业阶层,国一开始就征税收很少乃至于免征,他们已经习惯于接受这种好处,如果突然有一天要他们多交一些税,哪怕再少也是难以接受的。
比如现在有两个人,一个人从小就生活舒适,也没人要求他干很多的活,而另一个人从小就受压迫,被要求做很多苦力活。那么如果突然有一天要求前一个人去干稍重的活,那他难以接受,而后一个人,即便已经取得自主权,可以独立谋生了,他依然会很卖力地干活。再比如,一个人去买东西,原先价格一直是一块钱,现在突然因为某种原因变成三块了,他会难以接受,但如果这个东西一直是五块钱,现在变成六快,反而不会引发强烈的不满。
第三,国家的政权构成不同。即便同样是资产阶级控制政权,中国明代和西方近代也有相当大的区别。明代的政权内从最上层的文官到最下层的文官,不是少数大资产阶级控制实际政权,而是包括了许多中下层的平民工商业者的代表。这样在作出重大的政治决策时,就难以做到为了某个国家目标而普遍达成一致,为了避免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为了避免成为“出头鸟”,很难有人真正去推动实施为加强国家力量而减少工商业阶层既得利益的政策。而西方国家在近代初期,真正的政权还是控制上层阶级手中,更容易达成一致,实行某个政策时更少掣肘,其对舆论的控制,很大程度上也远远强于中国宋明时代。
宋朝皇帝通过笼络优待的手段分化了文官集团的力量,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资产阶级势力,但因为这种对文官的过度笼络优待,致使政府本身混乱涣散,丧失了进一步振作的能力。明朝资产阶级就如同惯坏了的孩子,只想着国家来为自己服务,为自己效劳,而不希望这个国家再从他们身上收取任何东西,哪怕再微小的付出,他们也全然拒绝。他们整个阶层就是精明的商人,既然已经用最小的成本就获得了最大的收益,那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增加成本为支持这个国家出点力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管控的政策,任何试图增加哪怕一点点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政府的利益代言人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行为几乎无一例外地获得了成功。
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是对国家对政府、对皇帝说的,意思是你国家、你政府、你皇帝要讲义,讲利就不好了,就不光彩。而他们自己呢?唯利是图简直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任何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中后期是休想得以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
这就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许多论者常常大发议论,说中国古代中央政权的专制如何严厉,对社会的控制如何严密,中国古代的皇帝独裁者如何随心所欲,能控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简直就是自古以来的地球头号专制高压国家。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政府重要代表的宋朝和明朝,一个虽然征收的税是比较多了,但皇帝对待那些文官极尽优待,难以有效管理致使政府腐败横行,国家无力;另一个对文官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力处置了,但是征收的税尤其是商业税收和其他国家相比简直是离奇得低,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宋朝的商业税收还算是多的,可以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到了商品经济远比宋朝发达的明朝就干脆低到了几乎等于没有商业税的地步。于是中国这个所谓头号专制国家就经常性地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一方面是公认的富裕,公认的经济高度发达,社会高度繁荣,另一方面国家中央政府却常常在闹穷,甚至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开支都捉襟见肘,都要依靠皇帝省吃俭用,节省自己的个人生活消费来勉强支撑。甚至一次小规模的战争、一次稍微严重的灾荒都会导致国家财政发生危机,陷入破产边缘,而那些比中国穷得多的国家倒是连年发动战争,经济上还绰绰有余。
所谓的藏富于民倒真的是藏富于民了,可问题是一旦发生战争,发生外来侵略,这藏在民间的财富并不会自动奔凑聚集在一起,组织维持训练出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当发生灾荒的时候,这藏在民间的财富也多半不会就自动捐献出来为救济灾民而用。到最后,这藏于民的富多半还是被侵略者抢去、被饥民暴动夺去。所谓藏富于民不过成了一句骗骗傻子的大笑话而已,可怜的是,中国皇帝在文官的围攻诱导之下,一次又一次地成了这样的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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